了“使涉讼之人在心理上有了自卑感。

　　跪礼在宋代之后，含有卑贱、屈辱之义。事实上，赵昺当了这么多年皇帝，臣僚们日常上朝都是躬身施礼，不必行三拜九叩的大礼，不过他们却不能坐着，只能站着听自己训话。而诉讼过程中有点儿像现代司法中，在宣判前‘不能确定谁有罪的情况下’，只能以嫌疑人对待，不会出现‘跪讼’的情况，当然也不会像现代给他们座位的。

　　这些当然也不是赵昺瞎说，而是有明文规定的。据官箴书《州县提纲》规定的州县审讼标准化程式是：“受状之日，引（诉讼人）自西廊，整整而入，至庭下，且令小立，以序拨三四人，相续执状亲付排状之吏，吏略加检视，令过东廊，听唤姓名，当厅而出。”可见宋朝平民到法庭递状起诉是用不着下跪的。

　　朱熹当地方官时，甚至还曾制订了一个“约束榜”，对诉讼程序作出进一步的规范，其中一条说：州衙门设有两面木牌，一面是词讼牌，一面叫屈牌，凡非紧急的民事诉讼，原告可在词讼牌下投状，由法庭择日开庭；如果是紧张事项需要告官，则到“屈牌”下投状：“具说有实负屈紧急事件之人，仰于此牌下跂立，仰监牌使臣即时收领出头，切待施行。”跂立二字也表明，民众到衙门告状无须下跪。

　　进入庭审阶段，按《州县提纲》的要求，开庭之际，法吏“须先引二竞人（诉讼两造），立于庭下。吏置案于几，敛手以退，远立于旁。吾（法官）惟阅案有疑，则询二竞人，俟已，判始付吏读示”。朱熹的再传弟子黄震任地方官时，也发布过一道“词讼约束”，其中规定：法庭对已受理的词讼，“当日五更听状，并先立厅前西边点名，听状了则过东边之下”。也就是说宋代法庭审理民事诉讼案，并未要求诉讼人跪于庭下。

　　不过跪讼的制度当下确是在一江之隔的蒙元的诉讼人的规定动作，他们那边都是跪着听讼的，所以赵昺以为后世的明清正是继承了蒙元的这项制度，只有取得功名的士子乡绅，才获得“见官免跪”的特权。而“包公戏”的编剧们，显然是将元明清时期的庭审制度硬套到宋人身上去了。

　　另外我们看“包公戏”或“包公案”小说，还会发现一个细节：人们到开封府诉讼，不管是大案小案，还是刑事民事，都由老包一个人审理，仿佛偌大一个开封府，只有包青天一个法官，加上御猫展昭这个刑警队长领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几个衙役，再顶多有一个公孙策在幕后赞襄，其他人连打酱油的机会都少。

　　但实际上，宋时开封府设置有庞大的司法机构，其中的判官、推官、司录参、左右军巡使、军巡判官、左右厢公事干当官，都负有司法之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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