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又进门了,于是前面的人赶紧站起来告辞,给后面的人让地方。有的人晚上去家里感到说话不方便,干脆追到办公室里。所以,前几天一上班,那些厅长、局长,还有各个市的市委书记、市长、副书记、副市长们,坐在接待室里等着他会见的一大排。
前几年,李耀刚调来西江省工作,当分管宣传的省委副书记,逢年过节,到他家里看望的人实在是不多,因为他在西江省人生地不熟,和他直接打交道的官员并没有多少。
等他当了江城市的市委书记,到了春节,就完全不一样了,江城市是省城,是全省最大的城市,这里生活着两百多万人口,是全省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毫无疑问也是经济中心。江城市委、市政府有几千个科级以上干部,许多人眼巴巴的,都希望自己的职务能够尽快升上去。混到正科级的,就千方百计想着升副处级;混到副处级的,更盼望着升正处级;当了正处级的,还想着升副厅级。在清水衙门当官的,就想调换到更有权力更得实惠的岗位上捞一把。反正在官场上混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谁当市委书记,谁就是老大,这个社会,都是老大说了算。他们的官到底能不能升上去,有时候就是李耀一句话的事。所以逢年过节,到李耀家里探望的人,一时间门庭若市,又让他找回了原来的感觉。
像李耀这种从基层一步一步升上来的官员,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有能力,也会钻营。他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刚刚进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提拔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那个时候,干部队五青黄不接,文革期间被打倒的一大批老干部刚刚恢复工作,但是,他们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身体不好了,知识也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所以邓小平提出,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老干部要给年轻人让路,主动让贤。各级领导班子要尽快充实一批年纪轻,有知识,有技术,在“文革”期间没有参与打砸抢活动,是逍遥派的人。
从此,在中国的政坛上出现了这样一大批领导干部,他们大多数出身草根,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他们唯一自豪的,就是拥有一张那个年代一般人没有的大学文凭,仅仅几年以前,他们拥有的这张文凭曾经为他们贴上了知识分子的标签,走到哪里,他们鼻梁上架着的那副眼镜,还会遭来一些工农干部的白眼和群众的冷嘲热讽。他们是整个社会不待见的人,是群众帮助和改造的对象。
但是,随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他们一夜之间成了这个社会最炙手可热的一批人,上级组织部门仅仅靠一纸档案,就断定他们是符合条件的年轻干部,虽然此前他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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