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左丞李谦、尚书右丞伯颜、尚书左丞叶李及参知政事桑哥等人组成的执政班子，从中也可以看出汉化派占据了大半个朝堂，过去的理财派桑哥只是个打酱油的，已经被边缘化了。但鉴于蒙古的制度，以宗王为首的守旧派们的潜在实力仍然不容小觑。

　　真金聪明干练，但是在赵昺看来其却是被大儒们给教坏了，信奉儒家治国之道，成功的洗脑成一个‘汉人’。其为了显示他的崇儒重道，在言行上尽量符合儒家道德规范。东宫的香殿建成，建筑师请凿石为池，如曲水流觞故事，真金不同意，他说古有肉林酒池，我怎么能效法商纣王呢？每当与诸王近臣习射之暇，真金即与他们讨论治国修身之道。

　　这使得真金与其父忽必烈对儒治的看法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忽必烈作为一名蒙古政治家，注重的是实用，他使用儒臣有限度，即在儒臣的主张符合其政策时才使用之，一旦儒臣对现行政策（例如理财）无用时，他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之。而真金自幼受到儒学教育，他相信要治理国家，非儒治不可，主张轻徭薄赋，藏富于民。

　　过去有忽必烈，真金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当他继位后便重用汉臣，推行以儒治国，从而赢得汉化派的支持。但其却背离了现实，自忽必烈继位以来，由于连年用兵及大规模封赐亲王投下，中国北方经历战乱，百姓贫困，财政紧张一直是困扰其政权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在失去江南这个最为重要的财赋之地后，依然坚持推行儒制，这种方式是与现实财务状况相背离的。

　　蒙古人从前是劫掠型经济，每当缺钱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抢，因此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解决财政困乏的手段，可当下真金的政策大转弯，不仅无法通过持续的战争掠夺获得财富，又要减租减税，使得蒙古贵族们难以维持奢侈的生活，而税赋的减少也意味着朝廷无法拿出钱粮补贴给西北的宗王们，必然会遭至他们的反对。

　　赵昺放出大话使伯颜追加投资修建城池，他估计即便不需要朝廷拨款，也会耗尽两淮地区的赋税。而在失去江南后，两淮已经成为元廷最重要的赋税来源，伯颜将本该给朝廷的钱修了一堆城墙，同样会引发不满，不仅得罪了守旧派，连汉臣们也会对其不满，毕竟在他们眼中伯颜同样是‘蛮夷’，尽管其已经进化了。

　　改造临安城已经列入赵昺的工作计划，是为了改进民生，减少、防止疫病的爆发。但在外人看却并非如此，他们以为自己释放的信号是将在杭州安定下来，并不想在迁都，过度解读一下也就可以理解为他要与元廷划江而治，根本没有，起码暂时没有北伐的计划。蒙古人那时会怎么想？估计用膝盖都能得出伯颜无能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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