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本朝的权奸也是比比皆是，徽宗时有蔡京，高宗时有秦桧，南宋中后期又有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都是权倾中外，都是独霸朝纲，都是顺昌逆亡，都是祸国殃民。

　　不过赵昺还知道后世一些人对宋代出现权臣却持保留态度，他们以为出现这种现象也是皇帝在考虑自己皇位安危的情况下，在帝王授意和支持下借以得逞的，有的权臣擅权还得僭用、窃用诸如御批、内批、诏书、圣旨等帝王的名义，他们要排斥异己也都要给异己构陷一个反对当代帝王的罪名。

　　且从赵匡胤陈桥兵变得天下于小儿，到陆秀夫背负幼主跳海失天下于小儿的三百余年中，都是赵氏的家天下，都搞赵姓的世袭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权臣擅权充其量只是在皇权专制的大框架中出现的怪相。在前世赵昺也觉得这种说法亦有些道理，但是当他成了皇帝之后却是不敢苟同了，不过这也许就是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

　　赵昺以为这种‘权臣擅权’就像太后垂帘、宦官干政一样，往往比君主专权之本身更为恶劣。另外换位思考下就知道，不要以为这是‘民主’的表现，想想一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却要任由他人摆布，看臣子的眼色行事那是个什么滋味，可以求下此时皇帝的心理阴影面积。他却知道但凡有机会和能力，任何一个皇帝都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当然赵昺也知道权力需要制约是对的，毕竟不是每一个皇帝都是明君。不能让有权者为所欲为，古为今用也没有错，包括权力的制衡，也可由古获取镜鉴。但是千万不要把分权与制衡说得如何如何美好，以至于让享有最高权力的帝王‘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那只能说明臣子们圣人之言听多了，以至于走火入魔，逼着皇帝发飙！

　　毕竟皇帝也是不是泥人，况且泥人尚有几分土性呢！而在宋朝历史上这种事情并非没有发生过，且都发生在几位算是有些作为的皇帝身上。其中有发生在大宋最为清明时候，被称为不世仁君的仁宗任上的范仲淹的“越职言事”案；神宗时的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宋哲宗时的司马光等“元祐党人”案；高宗时有岳飞的“莫须有”罪案；宁宗时的赵汝愚、朱熹等“伪学逆党”案；理宗时，还有拖延五十年未得平反的“济王赵竑案”。

　　不过这些案件都被后世定性为‘冤案’，若是赵昺臣子也会觉得怨，自己好心好意的给你提建议，还不是为了你皇帝好。让你多听取大家的意见，搞搞民主，省的独断专行犯下错误；而劝皇帝节俭些也是为了免的百姓认为税赋重了，从而反对你，造你的反；至于让你亲君子远小人，也是防止皇帝犯错误……可皇帝偏偏将你的好心当做驴肝肺，难道不怨吗？

　　但是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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