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不能挥霍无度，君主怎么花钱，需要政府批准。即内廷的一切用度，须经外朝的宰相核准，宰相不批准，内廷便拿不到钱。内廷用度如果出预算，会受到政府的查问。台谏如果认为政府批准了内廷的不当消费，还要提出弹劾。

　　这种制度好像是劝导皇帝要以天下为公，这种理念看似符合现代民主的思想，是时代的进步，若是放在几百年后完全没有问题。但搁在现在就是大逆不道，先便违背了封建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制思想基础，破坏了君与臣之间的阶级关系。

　　若是再以赵昺的腹黑心理做深层次的解读，那就更觉的触目惊心，他不能不怀疑士大夫们是欲借助君王的恩宠来篡班夺权，试图将皇帝架空，当做一个傀儡，听从他们摆布的木偶，有功是他们的，出了错就让他背锅。而限制消费，在现代任何人都知道这是老子管教啃老子女的最有效的方法，被断了经济来源的傻孩子就不得不屈服，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

　　而宋朝历代的皇帝并非都是昏聩不堪之徒，那为何明知这样会削弱自己的权力，甚至会夺取自己的帝位，却又往往忍下这口气呢？赵昺以为这也正是太祖的英明之处，算准了士人的人心，且又通过科举打破了固有的门阀阶层，使庶民子弟得以登堂入室，形成了士人治国的体制。

　　宋政府的优遇，还大大激了宋代士大夫践履儒家理想的道德自律精神，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与封建王朝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惟恐朝廷有弊政引起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因此，以天下为已任，并形成了范仲淹“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代表的优秀思想。这种思想促使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关心国事、关心民生，为支撑赵宋政权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宋王室当然欣赏这种感激奋的忠诚，因此也坚定了他们依赖这一批文人士大夫的信心和决心。特别关键的一点是这些文人士大夫出身寒微，没有势家势力作为社会背景，故也没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和实力，其荣辱盛衰皆掌握在帝王手中，即使位极人臣，也不会对赵宋王朝构成潜在威胁。

　　投桃报李之下，布衣卿相的仕宦经历决定了他们对赵宋王朝的耿耿忠心，对皇室的依附性极强。而他们的权力来源又决定了他们一旦被罢免，就不再对朝政挥影响，如果不是皇帝对老臣的恩惠，他们甚至在朝廷中不会留下太多的政治根基，所以皇帝对士大夫的放纵和容忍是建立在确保皇位不失基础之上。

　　但是在赵昺看来更像是一种政治交换，以此达到皇权和相权的平衡。因此这次尚书省的介入又是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士大夫们一直试图为皇帝立规矩，而皇帝则要摆脱控制。当然也有皇帝乐在其中的，比如那位一直被作为教育赵昺的典范——仁宗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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