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成员的任职经历都有较为详明真实的记录，只因个人经历的差异记载详略不同。除了因祖荫和自身考绩得到转迁外，朝廷的郊祀大礼及皇帝登基即位等都有转迁机会；无官者只记生卒年月日；夭折者仅书不及名。对于女性宗室成员的记录，则相当简略，只附于属籍，不书其名，不书其官，已婚者只书某适某人。

　　宗藩庆系录，主要内容是“辨谱系之所自出，序其子孙而列其名位品秩。”它以记载宗室成员的世系传承关系为主要内容，同时简要地记载子孙后代的名位品秩。与仙源类谱最大不同在于，它只书男性宗族成员最终官至某位，有官无官照录，十分简略，同时不书女性宗族成员。简言之，仙源类谱重“官爵迁叙”，宗藩庆系录重“辨谱系”。

　　至迟从北宋仁宗时起，宋代皇族谱牒的定期修纂制度已逐渐形成，徽宗时已相当完备。宋代制度，宗正寺及下辖的玉牒所负责修纂各种皇族谱牒，宗正寺置卿、少卿、丞、主簿等属官，由右丞相任提举编修官。皇族谱牒对于确定皇族宗亲具有权威价值，因此格外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并规定，仙源类谱每十年一修纂呈进，宗藩庆系录一年一修纂呈进，但事实上并没有严格执行。

　　劫经靖康之变，北宋时期所修皇族谱牒已然无存，宋室南渡后，朝廷下令由宗正寺组织人员重修。仙源类谱在南宋时期仅成书三次：即绍兴二十七年三月，右丞相沈该提举编修的《三祖下上五世仙源类谱》；淳熙五年十月，右丞相史浩提举编修的《三祖下第六世仙源类谱》和嘉定六年闰九月右丞相史弥远提举编修的《三祖下第七世仙源类谱》。

　　但在元军攻下临安后，宗正谱牒皆运至大都秘书监，南宗正寺的则毁于泉州血夜，赵昺下泉州后未曾寻获。而每次修谱后，一般都会抄录多份，分与众支保存，他觉得有可能还有宗谱躲过浩劫存留下来。一来可以补充不足。二来随着临安收复，诸多宗亲上门，可基本上为了避祸都将证明身份的碟谱和玉牒遗弃，成了空口无凭，因而难以确认其宗室身份。

　　其实这些事情早在赵昺到达芜湖时，与文天祥商议如何对付陈宜中等人的阴谋时定下的三个对策：迎太后进京、为景炎帝修建皇陵、重修碟谱，以此来正名。向天下表明自己才是皇室正统，继承皇位理所当然，不容质疑。而别只看这似是形式，其实有时后形式却可以转化为实质，载入碟谱也从形式就确定了他的地位，换句话说就是得到了‘认证’。

　　正可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悬赏诏令布的数日后，便有人称自己手中持有一份碟谱，要献于陛下。谱牒失而复得，众臣都以为这是吉兆，表明大宋复兴在即，理应行‘进书仪’。赵昺想了想，吉兆不吉兆的，起码也是件好事，正式些也省的有人说三道四，便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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