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安居乐业，可这条路有多难不问可知，能走多远也是未知数……

　　在当下以士大夫为领导阶级的社会，以德治国是王道之路，以法治国是霸道之途，而权术立国则是亡国之为已经成为共识。在他们看来以权术立国，一旦权术横行就会把国家带入毫无秩序的混乱之中。这样的国家，内耗必然增加，管理成本也会骤然上升，到了无法应付的那一天，就自然而然地走向灭亡了。

　　赵昺觉得这很有道理，不过他以为这也因时而异。自己刚来的这个世界的时候两眼一抹黑，还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备胎，自己若是不玩点儿心眼能行吗？而随后在极为复杂和危险的情况下若不耍点诡计，自己怎么能从中脱身？到了琼州不搞点名堂如何能笼络住人心，搞来钱财维持自己的小朝廷，抵挡住蒙元一次次的征伐。所以弄权已经融入了他的生活。

　　不过现在地盘大了，人口多了，事情也多了，若是仍然靠权术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显然已经不合时宜，所以赵昺以为自己已经度过了靠耍阴谋诡计来管理国家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也就是说自己靠‘黑’完成了原始积累，现在应该是漂白的时候了。

　　那么是走王道之路，还是霸道之途，赵昺觉得王道之路那是治国的最高阶段，而霸道之途就像是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社会主义一样无法逾越，只有如此才能完成复国之战，以强制力统一思想向治国的最高阶段过渡，达到国家这一组织系统能健康运作，自动调节完善，而不需要管理者过多地干预，达到“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的至高境界。

　　赵昺当然知道这条路也是条艰难之途。春秋战国时期，各路诸侯为求自保纷纷变法图强，但真正变革成功的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主要是新法在推行过程中遭到了太多人事和权术的羁绊，以至于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可见当国家的变革政策和自身的利益生冲突时，倡导变革的人自己尚不能坚持原则，新法推行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变革成功的唯有后来商鞅在秦国推行的新法。当时，七国争雄，秦国之所以能够吞并八荒一统天下，正是因为商鞅为秦国留下了一整套健全的法律制度。商鞅的新法，虽然历史上褒贬不一，但却是“正”的：有功则赏，有过则罚，都按照法律的规定透明地执行，绝不玩弄权术、暗箱操作。最为重要的是，赏与罚，都能及时兑现，决不失信于民。

　　治国以正，赏罚有信，是秦国在硝烟四起的战国时代脱颖而出的关键。就连一直恪守德化、对法治颇有微词的司马光，也在《资治通鉴》中对商鞅大加赞扬。他说：商君虽用法苛刻，但身处乱世，诈力横行，仍然能做到不失信于民，仅凭这一点，足以治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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