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是令人痛心和失望……”

　　赵昺话音刚落，文天祥和其他两人脸上都露出尴尬之色，可赵昺并没有客气，而是直言不讳的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正因为自宋初赵匡胤定下与士大夫共治的家法后，历代皇帝都厚待士人，也早就了历史上士人最为风光的时期，他们的动向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政治的风向标。在江南沦陷的初时，因为恐慌未除，秩序未定，朝廷官员及士子、儒生散布于各处，混迹于民间，对时局采取观望的态度，当然也有忠贞之士回乡后募集兵勇继续反抗。

　　而从大形势上来说，此刻的元朝攻灭南宋的战争，在性质上与蒙古国时期的对外征伐已经有所不同，原始掠夺的色彩大大减少，基本已成为汉地政权之间的兼并、统一战争。因此，忽必烈在出兵前，就提出了不嗜杀江南的目标。

　　在战争中，元廷大量招降宋朝的武将和官员，利用他们继续征战，并安定地方的混乱局面。在宋廷投降后，元廷又下诏：亡宋归附有功官员并才德可用之士，申台呈省以凭录用。将大量的降附官员付吏部使用，并采用换授的办法保留原职。

　　忽必烈对江南的统治颇具策略性，平宋数年之后，随着抗元势力的失败，江南地方局势逐渐稳定下来，江南地方官员的人选也逐渐改变，通过任满或是告老将他们撤换。另外忽必烈除了从来到北方的南方士人中选拔官员外，还通过求贤的方式，直接从江南选取人才，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多次进行规模颇为广泛的求贤活动。

　　但是在废帝北狩之后，一批随迁及征募的宋臣进入元廷形势生了变化。留梦炎、王积翁等人皆是宋廷的高官，他们官拜尚书进入内阁。赵与票、程钜夫、赵孟頫、谢昌元、叶李等名士也进入翰林院，尤其是皇室后裔赵孟頫的应召让那些观望的士人心里生了变化，一批投机士人又主动向其靠拢。导致“从政潮”迅蔓延，就连一些名士大儒和血气方刚的青年才俊也未能免俗。

　　但赵昺以为环境的变化并不能作为投敌附逆的借口，这是关乎“气节”的大是大非问题，即古人常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特别是在民族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十字关口，能否坚守此底线对士人来说无疑是最严峻的考验。而事实上沦陷区民间社会，包括一向被视为社会楷模的知识分子群体，绝非铁板一块，留梦炎等人的被‘重用’加了其分化进程。

　　当然这些附敌的士人也知道如此做于道德有亏，更违背了圣人之言，便以自保之说希望得到同情式的理解。如此说法应该说很有市场，也常为那些降官所用，因为乱世中寻求自保之道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心态，更勿要说在统治体系严密的沦陷区了。许多人称虽然对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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