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一地区的占领，其在经济力量方面会大为增强，此消彼长宋方的经济力量则会大为削弱，攻守及胜负的格局也就定了。

　　事实上元军即使在重庆的钓鱼城和两淮多次受阻，而当其一旦攻破襄樊和鄂州，四川和长江以北的战斗也就结束了，宋元决战的战场也转换到了建康以西，而且宋军想要翻盘则很难很难。所以赵昺觉得此战也证明了襄樊、鄂州存，则川蜀、两淮赖之而可得以安，荆襄失，则川陕、江淮难保的定律。

　　赵昺再将眼光放远些又从舆图上有了更多的现，他觉得荆襄地区所防护的不仅是汉江和大别山以南的江淮地区，其实，宋金沿秦岭－淮河一线划界，边界并不在襄阳，而是在南阳盆地和大别山北麓，这一地区仍是宋军防护的前线，也就是说，汉江和大别山并非是南宋的第一道北方防御区域，应该向北再进一步。

　　这样一来，襄阳的位置的重要性就不仅仅限于身后的江汉平原了，而是向前延伸，在左侧保障汉江走廊的安全，即川陕战区沿汉江走廊与荆襄及江淮战区的联系，也能防止北军从武关道，通过南阳盆地西侧向汉江走廊迂回。同时，襄阳作为军事重镇的稳固，有利于南方力量控制南阳盆地，而南阳盆地对于经略中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依靠襄阳，争取在南阳盆地的主动，使荆襄战区在大别山北麓能够和淮西战区建立稳固的协防关系。

　　扩大了南宋荆襄与两淮防御的区域，并不仅仅被动地利用襄阳城和大别山的地形来防守，同时，优化了荆襄与两淮尤其是淮西的联防。所以，对南宋在襄阳以北，大别山以北的军事活动的意义不能忽视，襄阳以北军事活动的成效在于，分别从两侧加固了整个川陕和两淮战区，而且是三个战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使荆襄战区的在当战事集中在川陕和两淮，尤其是淮西时，能够给予及时、有力的支援。

　　相反地，如果襄樊失守，不仅大别山北麓的防御不复存在，而且大别山作为山险的局势也会丧失，不仅荆襄的军队不得不全面向武汉江面后撤，同时两淮也失去了左侧的庇护，而且在长江以北进行防御的必要性也将不复存在；两淮的军队也将被迫放弃淮河及其以南的广大区域，不得不向建康以南的长江江面集结，准备应副从武汉方向沿长江及其两岸东进的北方军队。

　　此外对于四川战区造成的后果是，陷入孤立。襄阳的失守，可能造成川陕战区秦岭防线的崩溃，使原来的军队南撤至米苍山布防，而且不得不在东面防御可能从襄樊以西准备入川的军队，这样成都方向的防御自然被严重削弱。北军可以沿汉江南下，很快便可以威胁到荆门、宜昌。如此四川战区在前后夹击中，不仅不能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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