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制等苛捐杂税一百多项，并多次下诏减免全国或是地方的地税和地租，可谓是广施仁政。老百姓图的是什么啊，不就是安居乐业，衣食富足，至于谁当皇帝却并非十分在意。江南的士民于是从亡国之后的游移、徘徊、观望态度，敌意逐渐消除，渐渐走向拥护元朝的立场。

　　所以说这次上千士子归朝，看着风光热闹，可此次他们在报纸上投送的文章中少有披露元廷暴政，反应抗击鞑子的文章，多是些取笑蒙人不同的生活习俗及抹黑他们陋习的插科打诨。说明仅仅几年时间就已经将国仇家恨淡忘了，若非蒙元做的太过，使得士人们再难施展‘抱负’，说白了没有了当官的通路。听说行朝开科才不远千里来碰碰运气，说不定还能金榜题名。即便落榜说不定皇帝开恩，也会赏个功名。

　　此时赵昺不敢说这些士子都有这种侥幸心理，但是他以为也不会在少数。对于这种心情赵昺十分理解，毕竟遭此巨变，人的心理有些波动太过正常，曾经效忠的君王投降了，十年寒窗为之奋斗的目标不见了，被视为蛮夷的鞑子却成了国家新的主人，不免失落、彷徨，不知何去何从。

　　赵昺记起两句诗“谁不誓捐躯，杀身良不易”。这两句诗出自十六岁少年夏完淳的《自叹》，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末清初的革鼎交替之时，与当下何其相似。该诗作于顺治三年，其时夏完淳的父亲允彝已于上年八月投水自尽，他的嫡母盛氏也出家为尼，剩下他和生母6氏相依为命，四处漂泊，颇道出了他内心的彷徨。

　　从关内汉人的角度看，明清易代，乃家国奇变。对深受儒学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既要承受社稷倾覆、制度崩坏所造成的流离之苦和心理恐惧，又要忍受蛮族武力镇压下，不得不变易服、投诚效顺的精神屈辱。这让很多人陷入了不知所从的精神困境。

　　不过这次局势的变化之快，几乎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江南士人们很快现，可供自己考虑的时间其实非常有限，许多选择都是仓促之间做出的。虽然结果不外乎生死两途，而过程却极为复杂，但想过死的最后未必能真死，而死了的，开始时却可能并没打算要死。

　　对许多人来说，当国家覆亡的消息传来时，最初的冲动可能都是赴死，地位越高的人心理上的压力应该越大。有诗坛“江左三大家”之称的钱谦益、吴伟业和龚鼎孳，即为明证。三人中钱谦益文名最高，他因畏死而为后世所轻。吴伟业也想到了死，他曾“号恸欲自缢”，后在老母的哭劝下放弃了。龚鼎孳的经历最曲折，李自成入京时，他“阖门投井，为居民救甦”，结果既降了大顺，又降了清。

　　在来到这个世界后，本与这场天下大乱没半毛钱关系的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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