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导致蒙古人也就缺乏了解自己的能力，丧失了反省自身的机会，使他们不善于也不能够对自己的未来作主。

　　而受到重用的无论是士人，还是色目人同时把自己的激情和努力全无保留的贡献给了领导者，但实施中却始终无法确定自己所信任的权威人物将要把他们带到哪里，不知道终极目标是什么，自己做到什么程度才会令君王满意。可做事必定会出错，招致政敌的攻讦，从而导致失败，可此时承担这种后果的往往却是他们自己……

　　赵昺想想自己同样喜欢‘有事问专家’，技术问题上自不必言。在政务上，他依赖应节严和刘黻；在军事上，他信任赵孟锦、刘洙和江璆，可以说在行朝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他没有让他们担任辅，也未授予极权，而是任用曾与自己观点相左的6秀夫为相，极力反对自己登基的张世杰为枢密使，却没有将他们取而代之这出乎所以人的意外。

　　赵昺却知道自己这样做，除了稳定朝局的需要外，他还知道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上即便只有三个人参与也会分出左、中、右三种意见，这不仅是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也是人性使然。他知道自己理政的能力有多菜，而他又无法逃脱这个责任，因而必须多方面听取意见，哪怕是反对的声音，以此来减少自己执政中出现的错误。

　　若是将自己信赖的人提拔到高位，便会有人以为陛下只信任亲信，他们传达的意思也就是圣意，没有人会提出意见；再者赵昺相信人的屁股往往决定脑袋，谁敢保证他们位极人臣后不会打击异己，清除不同政见者，如此不可避免的是朝中只有一种声音存在，那样并不利于自己主理朝政。

　　反之即便有人对自己的政策方针有看法，甚至极力反对，赵昺以为并非坏事，说明其中也许就有需改进的意见。当然自己也可以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心态去看待不同的意见，有益的自己改正，无用也可以解释商讨，对无病呻吟的也可置之不理，从而减少犯错的几率。所以自己的任用专家与忽必烈的相信权威还是有区别的。

　　另外对于冲动这个问题，赵昺以为自己作为一个‘年轻人’，行事冲动也免不了，甚至会做出些出格儿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就说当年七洲洋之战，形势那么危机，自己不挺身而出冲动的率军拦截也许就没有了今天的局面；若非冲动之下上了疫船去救倪亮，当时那些病号们谁会相信自己是个重情重义之人，从而效忠自己呢！

　　当然应节严也常批评赵昺在军改和筹建新军的问题上过于冲动，并没有经过众臣的商议便贸然出台了方案。但他并不以为然，自己还是懂的三思而后行的，这些方案虽然是新出炉的，却早在酝酿之中，并非一拍脑袋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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