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可他知道其根本难成气候。

　　这当然不是赵昺的直觉，而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自秦朝的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清末的太平天国为止，爆的起义只怕难以计数，可鲜有成功的例子，能当上皇帝的概率极其低下。而农民无法成为领袖，是有其必然性的。古时农民长年在田间耕作，没有文化，既无法意识到造成自身厄运的原因，也没有能力提出恰当的政治纲领。生活经历单一的农民更没有相应的组织能力，来领导一支起义军。

　　再有在我们的印象中，“农民起义”目的肯定是要为农民谋利益，要“均田免粮”的。但事实上，大多数人起事之初，所要谋求的都是个人富贵。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动员戍卒造反时，说了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说明他们鼓动驿卒造反的承诺并非分田地，而是功名富贵。戍卒们非但没有反抗地主阶级的意思，反而愿意追随陈胜、吴广打出的“公子扶苏、项燕”的旗号。

　　唐朝晚期的黄巢、王仙芝都是大盐商，因走私贩盐而暴富。他们造反显然不是为生活所迫，也没有帮农民反抗地主的意思。王仙芝、黄巢在造反途中曾多次向唐朝政府请降，黄巢曾上书请求封他为广州节度使，但唐廷只同意给他一个四品小官，结果当然是没能谈妥。

　　这些“起义”领袖在成声势后，虽然往往打出“均贫富”之类的旗号来招揽人心，但在他们自己来说，目的再单纯不过，那就是推翻旧王朝，建立以自己集团为核心的新政权。群雄逐鹿为的是问鼎中原，而不是什么农民利益。陈吊眼同样没有跳出这个怪圈，刚刚打下几座州县，聚拢了些人马就急于改元称王，却不是打牢自己的根基，做长远的规划。

　　此外就是所谓的基础，细分之下就是经济和人力资源。在中国古代百姓造反往往都是偶事件引的，灾害饥荒占据了大比例，而中国疆域广大灾难往往只能生在一隅之地。且饥荒有其自然限制，一两年后，情形即变。因一时一地的变乱而激动变乱，要想乘机扩大延长，势必采用一种流动的恐怖政策。

　　“起义军”到一个地方要补充兵员，自然会想办法让当地人从军造反。裹胁良民，使他们无家可安，无产可依，只有追随着变乱的势力，这便是所谓‘流寇’。这种变乱，骚扰区域愈大，虐杀愈烈，则裹胁愈多。且他们不事生产，为了解决军饷只能靠不断的掠夺，就如同蝗虫一般吃光这片庄稼，就飞向另一片庄稼地，以致迅蔓延，对经过的区域造成极大的伤害。

　　此种补充兵员的方式在军队中盛行，北征中也存在类似的做法，赵昺不相信只凭文天祥嘴巴的一通煽动就会有十数万人跟着其来到琼州。只不过他们做的含蓄一些，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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