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为了稳定人心，减少旧势力对新皇朝的威胁，太祖赵匡胤没有去触动后周的官僚机构;在太祖、太宗两朝进行“先南后北”的统一战争过程中，同样采取了“伪署并仍旧”的办法。然而，这不过是策略而已。他们有惩于唐末、五代“君弱臣强”、“藩镇割据”、“武臣擅权”的流弊，在旧机构旁增设新机构。

　　但那老两位制定的官制，却不是仅针对武人，士人也在防范之列。比如中书门下旁，又立三司;吏、兵部旁，另设审官东、西院、三班院、流内铨;刑部之旁，又建审刑院;太常寺旁，另建太常礼院;秘书省之侧，另设三馆秘阁，等等，以分割相权、省部寺监之权，既使留用的大批旧官员乾领俸禄、不能掌握实权，又使其互相牵掣，便于皇帝驾驭操纵。

　　同时为了打击武人们的骄矜之心，宋廷还制定了种种限制武臣的制度，如对武官多设等级，责其边功，非有奇功殊勋，无因越，故文臣正郎，员外郎各止于三转，而武臣正使，副使必各九转。与此同时，有步骤地，用委派有才干的省台寺监文臣京朝官，出任知州、知县，以接管节度使、团练使等武臣所掌地方之权，“三岁一易，坐销外重分列之势”。而原坐镇地方的武官职，则给予优厚的俸禄，削夺其事权，使其变成为武臣迁转之贵阶。

　　“陛下所言不错，太祖当年以士人治天下，却又削弱相权，压制武人权力，确有独树皇权之意！”应节严不得不承认太祖在建国初年的国策，是以士人遏制武人，防止藩镇割据重演。

　　“朕以为太祖此策乃是两权相侵取其轻，并非是将武人至于人下，只是仁宗之后的文风日盛，武人地位日趋人下，行以文驭武之策。结果对契丹、西夏之战及此后的对金、蒙的作战中鲜有胜绩，这其中缘故想两位先生也知……”赵昺言道。

　　他以试以宋真宗与仁宗之际为界将北宋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就枢府武职出身者地位的变迁状况，对前后的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后期的官制对武人已经日趋严苛，假若一个士兵积战功升迁，那么他不会因为身份的转变而影响别人对他的歧视。另类的王德用和狄青，其在枢密院的遭遇几与以往马知节、曹玮的结局如出一辙。

　　特别是在宋仁宗时期，武将出身的西府长2或为庸碌之辈，受到轻视；或小有军功，便遭受猜忌、打击，遂几近为摆设之物。到嘉祐以后，枢密院实际上成为文臣的一统天下，武将则几乎被清除殆尽，出现以庸懦武臣忝位枢府的现象，实在令人可笑，坐实了弱宋之名。

　　“陛下所言不错，却有些偏颇了，此策却保了大宋三百年，而对武人也给予厚禄，并非轻慢！”应节严听了小皇帝的大论，心中不大得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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