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峰的勇敢者一样，他们尽其所能，使用全部的精力、气力和智力。所以，他们把每次进攻都当作是迈向万丈深渊前的一博。面对这样的进攻者，又有哪个瞻前顾后、思虑多端的“文明者”能抵挡呢？这让他们凭着快马、强弓打遍天下无敌手，迅夺取了天下。

　　可在坐天下的时，蒙古人在汉文明这样一个高级而又成熟的体制面前，使得统治者既无力使本民族产生更成熟的集体主义意识，又没有展出更积极的个人主义精神，而是选择了一种“戒备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的高难度统治方式。但是与汉文明的巨大的差距，最终让蒙古上层贵族因为自身能力方面的无法企及和对汉文明的借鉴产生了厌恶。

　　最终，蒙古人将这种厌恶又蜕化为愚昧的、盲目的、不知就里的仇视。他们既不能改造这种文明，又不能完全融入这种文明，能做的就只有摧毁了。在蒙古人灭金之际，华北地区遭受兵炙之害极烈，当地社会文化亦受到巨大破坏，以致汉族文人甚至有“天纲绝，地轴折，人伦灭”的毁灭感。所以后世人常说蒙古人险些将千年中华文明毁灭，也才有了‘唐朝文化在日本，宋朝文化在朝鲜’之说……

　　赵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又是历史的亲历者，他觉自己有必要在维护中国文明的传承上做些贡献，绝不能让小鬼子和棒子们以正统自居。另外他清楚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不仅反映出本民族特质和风貌，还能增强民族凝聚力，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以儒家文化为内核。

　　另外赵昺前世还听说过一个关于蒙元短命的说法于此有关。管理国家无非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对于来自北方大草原的蒙古人来说，经济方面最容易被吸收和改造，政治居于次，而对一向内敛的汉文化最难吸收，当然包括，但不限于蒙古人，直至现代西方国家对说话喜欢说一半、藏一半的汉文化都难以接受。

　　而蒙古人最初的信仰是萨满教，接触到佛教后又转投佛教，后来是打到哪信到哪，伊斯兰教、基督教，在他们中都不乏虔诚的信徒，形成一个多种元素粘合而成的硕大无边的统一体，可偏偏对高级的汉文化难以理解和吸收，让他们选择了酒精和美色与自暴自弃。文化的解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精神文面的格格不入，成为元帝国只维持百年便灭亡的根本原因。

　　赵昺虽然对儒家的学说并不全部赞成，尤其是所为的礼法，实在是太麻烦了，但不能否认其中的积极意义。古代孔孟倡导有条件的忠君观念，有如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人臣没有为一族一姓竭尽愚忠的义务。两宋时代，此一观念为绝对忠君观所取代，其形成与宋代君主专制政体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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