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算是知道了，对于每一帝王登基学习圣王之道，都不会绕过那些亡国之君以吸取失败的原因，但秦皇汉武这些成功的之人也是学习的榜样。而他当然也不能免俗，既是必修的功课，也是需要揣摩的对象。人们都说站的高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他现在站在了俯视众生的高点，对史籍记载也就有着自己的解读。

　　以赵昺看来，在古代的礼法中的已然确定了兄弟之间的关系——重长幼。长幼即尊卑即是一种天然的稳定次序，而中国承袭制度也就很早便确立了长子继承制以及“立长不立贤”的原则。与“贤能”相比，长幼之序更加重要。

　　单就玄武门之变的对决双方而言，功业伟大的李世民实际上已经成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囚徒，于是他试图从政治伦理中突围。他是贤（他功劳最大），而李建成的优势在于他是长。李世民固然贤，但却除了以血腥的手段消除他的兄长，是根本不可能继承帝位的，因此杀兄弑弟是他不二的选择，所谓的公义不过皆是借口。

　　而政治永远是法律与道义的免疫之地。李世民弑兄、杀弟，却被立为皇太子，继承了大位，没有罚，只有奖，而且是倾国之奖，最终将整个帝国都奖给了他。自从弑兄杀弟以后，李世民也曾深受良心谴责，又受到群臣对禅位合法性的质疑，以致噩梦不断，要让尉迟敬德和秦叔宝给自己当门房才睡的着觉。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者被清除，局势也稳定了。大权在握的李世民也逐渐从愧疚中摆脱出来，而且时愈久，气愈壮了。然后他对玄武门之变进行了重新阐释，以求正统之名，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加分。为此对房玄龄说：“周公诛杀其弟管叔、蔡叔，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此时，他已将杀建成、元吉比作周公诛其弟管叔和蔡叔，是安国利民的大义灭亲之举——这块牌坊立的！

　　经这么一升华，黑钱洗白了，“伪钞制造者”自然也心气和畅、心中光明，甚至不怕“露富”于众了。李世民主动将这件事公之于众，是因为他是聪明人，他深知，玄武门之变可瞒一时，不可瞒一世。与其待后人纷纷议论，加他之罪，还不如由他亲口做一个布，为己正名，封堵后人之嘴。于是他说：“公明正大之事，史官执笔，何必故意隐讳？”他要求：“立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当然，李世民所谓的直书，也不能就认为是‘真’的可以‘乱写’，其实是只准按照他设定的议程来直书的，事实上，正是自此始由官方主持修纂史书，从此史学便为朝廷之奴隶了！他这样做也就是给兄弟阋墙这件不义之事蒙上一张大义的外皮，让人们不仅不指责他，反要像歌颂周公那样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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