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威胁京畿。

　　“大汗，汉军没有兵器、盔甲，仅凭蒙古和色目军无力反击，其奏请大汗速速解除禁令！”阔里吉思言道。

　　铁穆耳听罢懊恼不已。蒙元在立国之初便严禁汉人、南人、高丽人持有兵器，又有“汉人为军者不禁”之说。但是，山西地区的镇戍汉军却因地临京畿，不行此令，甚至连有汉姓的达鲁花赤均被禁止持有兵器。让手无寸铁的汉军参战岂不是与送死无异。

　　“皆是奸佞误事！”不忽木愤而言道，“早在月前，山西道宣慰使贺惟贤便呈报，言‘太原、太和岭等处把隘军人，若将弓箭拘收，倘有疏失，不及申诉’，而尚书省付枢密院依照呈报，拟定‘所把隘口险恶，不时防送官物，合许执把闷棍，巡防勾当’，驳回了其之请。又令‘太原路所辖州城有姓在闲达鲁花赤执把弓箭，合行禁约’。而守关官兵凭着几根木棒，他们又如何挡得住虎狼一般的南军！”

　　“如此处置亦是前时有达鲁花赤密报，称贺惟贤秘密与南人往来，为其通关提供方便。护驾返回驻地后，并未令属下左翊侍卫亲军将武器、盔甲缴还武库，因而疑其有不臣之心。故未应允其请！”李思衍主管尚书省，马上为自己辩解道。

　　众人听了一时语塞，他们皆知当年木华黎征服金朝是以探马赤军充当先锋的，但在征服中原之后，大部分蒙古军因习惯于北方草原的游牧生活，不愿留居成守汉地。所以，他们返回漠北故地，将中原汉地留给探马赤军驻守镇戍。

　　平阳、太原均属河东山西的腹心要地来看，成吉思汗与窝阔台汗将按扎儿部的探马赤军作为蒙古汗廷驻扎山西地区的核心力量镇戊在此，雄视河东，是着眼于使其全面镇摄、控制整个山西地区的军事防务。这样，不仅可对汉军与河东附蒙地方武装的守备治理进行控制，而且还能统领督促他们强化蒙古汗廷对山西各地的军事统治，严密防范任何可能的反抗活动。

　　不过，按扎儿部探马赤军的人数不多，难以满足全面镇守与统辖河东山西的军力需要。金亡之后，探马赤军一度散居民间，分散驻守镇戍中原，但这些探马赤军随地牧守，一有风吹草动，就飞马驰报朝廷也属情理中事。

　　这种状况清楚表明，朝廷于河东山西各地汉军的驻守镇成一直进行着相当严密的监督控制。而为了加强对河东陕西等处万户府的监督控制，朝廷在千户一级中皆设有达鲁花赤监临河东山西的汉军活动。

　　因此在刑部议得后，尚书省上奏都省准拟照议施行，所以李思衍如此处置也不能说不妥，且他所为也符合朝廷法度，当然不想背上这个黑锅。

　　但安童等人皆知平宋以后，忽必烈每年行幸上京，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在大同路驻军镇戍，“藩屏王室”的同时，还“分其大半，以备扈从”，其余“留屯于营力田，以供储侍，以西京宣慰司领其事。”

　　所以贺惟贤的左翊侍卫亲军还担负着供给上京物资的重要职能，其作为山西道宣慰司又统管此事。而今朝廷失去江南财赋重地，物资时常短缺，其与南朝商贾沟通有无也就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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