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汩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乡，则有与圣贤背而驰者矣。

　　陆九渊又以“义利之辨”来讲儒释区别，认为儒释的区别不在于本体的虚无与实有，而在于用这种本体来证明经世或出世的思想。儒家讲人生，讲人道、人事，都是为了“经世”；佛教讲生死、讲轮回，只是为了逃避人生的苦难和烦恼。所以儒家的道德修养即使达到“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的境地，也绝不会与佛教的虚无本体相混同。

　　听者都十分感动，至有泣下者，朱熹也当即离座向众人说：“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并再三表示“熹在此不曾说到这里，负愧何言。”又请陆九渊书写讲义，将讲义刻于石以作纪念。

　　关于无极与太极。双方对“太极”的训解不同，其实表现了对“理”的观点，即界定角度不同。朱熹训“极”为“至极”，太极即是“理”的总汇，天地万物的究竟至极；圣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极，无名可名，故特谓之太极。“本然之理”、“不属有无，不落方体”，无名可名，故又称之为“无极”；不言太极，则太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根本。

　　陆九渊训“极”为“中”，以为“太极”即是“实理”。他以为“理”所讲的是人生日用之理，圣人所瞩目的是如何践履道德，“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谓言顾行，行顾言。”而不是在名称上兜圈子，所以任何语言文字的雕琢都无益于对“理”的认识。他又指出：“‘无极’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是老氏从始至终的为学宗旨，他用“无极”与“太极”的不同称呼，表明了“理”与“物”有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分别。

　　陆九渊以为阴阳即是形而上之道，它概括了宇宙间一切对立的事物和现象。《易》之为道，一阴一阳而已，先后、始终、动静、晦明、上下、进退、往来、阖辟……何适而非一阴一阳哉？所谓理，不分天人、理欲，乃三极合一之理，人在此理之中而为理的主宰，所以有“阴阳即是形而上者”之说。

　　朱熹则以阴阳为“形而下”之器，把它看作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所谓始终、晦明、奇耦之属，皆阴阳所为之器，独其所以为是器之理……乃为道耳……

　　“五哥儿以为朱学和陆学两者间的争论在于何处？”思索良久，王应麟打断小皇帝与年强人的谈话问道。

　　“吾以为陆学的所谓‘尊德性’与朱学的‘道问学’，他们间的争论只是学儒的入门方法不同而已。这就如同这案上的茶水。同是一壶茶，可我喜欢喝凉茶，而王先生喜欢喝热茶。你能说喝热茶就正确，而饮凉茶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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