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的。

　　地主阶级已无“士庶之别”，地权开始以经济手段频繁转移，地主、自耕农与佃户都可能因土地得失而地位浮沉。不仅仅耕地租佃，相对平等的契约关系也开始进入许多经济活动。农民与手工业者开始拥有迁徙权与流动权，促进了各阶层间的横向流动与上下流动。

　　所有这些变化，催生了人们对平等的朦胧向往。宋学家倡导“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就是强调这种平等观。在社会上，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传统思想受到挑战，出现了士农工商四民平等的观念，这在近代公民意识出现前不啻是身份观念的革命。

　　平等观也投射在起义农民的纲领口号上，王小波的“均贫富”，方腊的“法平等”，钟相的“等贵贱”，都表达出对社会平等的强烈诉求。相对前代，这种平等意识是新因素，但与近代平等观仍有本质区别。

　　赵昺作为现代人当然支持这种思想的进步，但是作为统治者就要持保留意见了，那些士大夫们已经‘猖狂’到要抢班夺权的地步了，总是琢磨要架空自己，当然不能让他容忍。

　　其次是兼容精神。正是因为宋朝政治氛围相对宽松，兼容精神遂应运而生。宋学在其创立形成期秉持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颇具怀疑精神与创新活力。观宋学的两大高峰期，“学统四起”“自出议论”，却颇能宽容并存，客观肯定别派可取处。

　　与此同时，佛门在学理上融合儒道，道教从儒佛中汲取养分，而最高统治者也以兼容精神处理宗教关系，三教和平共处成为宋朝常态。至于士庶日常行事，往往儒、佛、道并行不悖而同处杂陈。在雅俗文化的互融共处上，整个社会表现得相当宽容。

　　赵昺也明白正是在兼容并蓄中，士农工商各阶层相互间不断吸收、借鉴、融合其它异质文化，创造出璀璨辉煌的文化遗产。而这方面其实也是他想发扬和继承的，以此来推动自己的革新，但是往往某些东西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固化，忘记了初心，反而成了进步的绊脚石。

　　再有就是宋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趋于世俗化，士人们受到经世理念的影响，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入世型文化，讲究履践，强调经世。经科举制的有力推动，一个士大夫官僚阶层迅速崛起，从根本上关注百姓怎样生存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情怀。

　　士人阶层中的精英分子自许是天下安危、生民利病的实际担当者，向皇帝发出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吁请，展现出迥异于前代士人的自觉意识。即以理学强调“内圣外王之道”而论，就是旨在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功夫，最终落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上。

　　如范仲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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