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与夔王，谁劣谁优，如果立谁又会怎样，但历史没有如果。正是因为东宫未立，加上弥留之际所托非人，因此造成兄弟觊觎帝位，给了宦官得以私自拥立新君，重新执掌权柄的机会。就这样，唐宣宗自已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小贞观”之治，很快便土崩瓦解了，也正是其这一人生最大的遗憾，让大唐王朝的最后时刻真的很快就到来了。

　　后世有史学者在评论唐宣宗立储纠结的后果时，是这样说的：“以立储之大经，不先决定，及驾崩以后，竟为宦竖握权，视神器为垄断之物，英明者果若是乎？……无感乎唐室之天下，与阉人共为存亡也。”正是唐宣宗在立储问题上的反复纠结与再三犹豫，才给宦官重新掌权提供了机会，也才使他身后会留下无数的隐患与无穷的遗憾，这就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历史教训。

　　以王应麟所知，在吸取了前代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宋代皇室沿袭了中唐以降东宫官属的轨制设计，将东宫架空以实现不乱政局的目的，且在大宋当太子并见得不是件什么好事。

　　首先作为太子所依的实体东宫设置都很随意，一般当原先的皇子被册立成太子时，他的王府甚至他原先的居所变成了新的东宫。甚至将空闲宫殿修葺成东宫，从而节省人力物力，随意性可见一斑。

　　其次在太子的定位上，其职责为“视膳问安“。也就是说，作为皇太子，你除了跟着老师学习，你的任务就是来向我请安。早上请安，中午请按，晚上也请安，其它的事情就不用你操心了。

　　原先的詹事府，左、右春坊都早已不复存在，或者说实质上已经消失，留下来的只是形式上的保留，仅为了让太子的礼数尽可能的周全，受此影响东宫机构基本丧失独立运行的能力。

　　加之受到皇权限制，太子不得领兵，也就失去了军队所有权，没有了独立于皇权之外仅听命于东宫的军队，也失去了真正能够形成太子护盾的政治力量。

　　另外，在中央议政参政机构的挤压，地方权力机构的泛滥膨胀的基础之下，太子的东宫已然失去了自己获得政治影响力的途径，自然也无力强势重回到政治上面。

　　王应麟也明白正因为如此，也让东宫的地位稳固，皇位传承平稳有序，因为较少权力的太子不会起到争夺皇位的心思，皇帝也不会对太子整天提防提心吊胆。可他想不通的是小皇帝对此不会不了解，为什么依然对立储十分排斥，容不下一个吉祥物一样存在的皇太子。

　　左思右想下，王应麟突然一惊。他忽然想到在南渡之后东宫僚属的人事变迁，已经不仅是受到皇帝的影响，也深受政局的左右，出现了‘异论相搅’的局面。尤其是孝宗之后，随着宰执兼任东宫官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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