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两种观点是各有千秋。城市的出现和发展是评价一个时期社会繁荣的标准之一，脱离食物生产的人通常都生活在城市，所以，城市化率是个直观反映文明繁荣程度的指标。我们皆知进入现代化之前，多数传统农业社会的城市化率都很低，并以为这个比例是常态。

　　而人口的增长同样被视为社会繁荣的指标。有学者认为除非有灾难性事件发生，文明总是趋向于进步，而大规模消灭人口的战乱、瘟疫和饥荒总是降低文明水平。

　　赵昺以为在宋朝却并不适用，在中国历史中不难发现一个现象，无论是文化上的艺术和思想观念、器物层面的工艺和技术，还是组织模式和制度要素，最重要的源头，大都出现在两宋、南北朝和更早的先秦。而这几个历史时段对应的都是人口压力相对较松弛的阶段。

　　宋代的产业生态很像工业革命前夕的英格兰，其核心特征是广泛采用非人力能源和劳动节省型机械，水力作坊遍地开花，包括大型水力纺车。但是而宋朝在经历了靖康之乱后，朝廷南渡江南，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和战乱的影响，人口大量南迁，江南的人口暴增，社会繁荣却没有得到持续的发展和繁荣。

　　其中原因，赵昺以为从现实考虑，江南在宋朝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土地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开发，而南渡后人口的增加使得土地利用率基本上饱和，军事上的失利又使他们无法通过战争获得新的土地。从政治上考虑，当传统社会人口增长到逼近极限时，必引发大规模战乱，但统治者不可能有意建立一套有效压低人口的制度，以避免这种周期性的人口增长和消灭。

　　不过巨大的人口压力下，统制阶级会自然演进出一套这样的制度，使得中国的生产技术和组织方式，不再朝着节省人力的方向发展，而是向可以让更多人‘糊口’的方向发展，毕竟劳动力比高效率的机械要便宜得多。如此铁鎝锄头代替了耕牛，推磨的水力换成了人力，纺织业变成家庭副业式的生产。

　　赵昺的经历也恰恰验证了这一点。当他前往琼州时，那里尚是荒芜之地，人口稀少，处于难以自给的状态，这就需要以机械来填补人力的不足，借以提高生产力。而这也便是他能够得到臣属们的默认和支持，任由自己‘胡闹’，发挥他的所长，却没有过于干涉。

　　但是收复江南之后，形势已然改变。江南地区虽然也经历了蒙元南侵，不过这个过程十分短暂，加上蒙元政策的改变，江南人口损失相对来说较少，并不足以改变土地供给不足的现状。反而是蒙元的侵占及北方人口的南迁导致土地兼并更为严重，稀缺性并没有缓解。

　　如此情况下，科技的发展就变的不是那么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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