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尤其不遗余力，至北宋中叶已“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名节操守敦促优秀的士大夫官僚“不枉道以求进”，自觉信奉“刑赏为一时之荣辱，而其权在时君；名义为万世之荣辱，而其权在清议”，将当世与后代对自己的评价视为高过赏罚、超越生命的永恒价值。

　　宋朝士大夫独立人格之养成，当然有社会变动的深层原因，但最高统治者的政策保护与思想导向，其作用也不可忽视。尤其对于承担权力监察功能的台谏言事官，宋朝君主大都以“崇奖台谏”“不罪言者”相标榜，“借以弹击之权，养其敢言之气”。正是最高统治者能够“容受谠言，养成臣下刚劲之气”，促使士大夫官僚“所以自待者愈不敢轻，上下交相待，而人才日以盛”，他们才得以相对充分地议政论政，实现其政治抱负。

　　再纵观宋朝制度，其顶层设计之完善与统治思想之进步亦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同步展开的。统治者的思想已达到了“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始立。”的共识。在确立重用文臣、抑制武将基本国策的同时，开国者特立不杀士大夫和言事官戒誓，作为后世君主必须恪守的制度保障。

　　这种政治宽容度，在中国帝制时代堪称空前绝后，故而宋代朝政在中国历代王朝中称得上是最开明与宽容的。作为影响深远的政治遗产，为后代所继承。直至近代以前的帝制时代，除却王朝鼎革之际，从未再上演过皇权倾覆与地方割据的大乱局面，说其泽被后世，也是绝不夸张的。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同样不会有完美的制度，自然大宋留下的遗产也有消极因素，而且利弊得失往往藤缠葛绕共生在一起。但以赵昺的体会，大宋非是后世人眼中那么美妙的黄金时代，亦非那么不堪的‘弱宋’，更多的是时代的选择。

　　不可否认宋朝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确实出现了新气象，但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毕竟未脱君主专制与地主经济的大框架。误读者往往抽离大前提，不分时段区域，观过度美化宋朝者，以偏概全的认知性误读，但也有极度美化者将宋朝政治等同于当下的中国模式。将若干新元素绝对化、普遍化与一贯化，进而作为过度夸饰的支撑性依据，其结果必然有违历史事实。

　　就政治遗产而言，其制度设计固然确保了君主集权，根绝了分裂割据，但时时处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在军事上，各自为政、缺乏协调、难以统筹等弊病如影相随，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在行政上，政出多门、官员冗滥、效率低下等现象也司空见惯。于是，强敌压境、时局纷扰之时，缺少活力、短于应对也就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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