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后世人们所不知的是在宋朝却有另一番解读，也成为大宋士人与君王共治天下的理论基础。

　　在大宋的士大夫看来，对此句的误读是读书不求甚解之故。其实《北山》这首民谣所表达者，无关“家天下”与“财产权”，而是臣民在抱怨国王分配徭役的不公：都是君王之事，为什么惟独我这么辛苦？即使抽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句来看，它所描述的也是井田制下的土地“保有权”状态，并不是说天下土地归王私有。

　　且自战国以降、封建制解体以来，除了严格实行均田制的短暂时代，中国的土地制一直就是私有制，赵宋立国，“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更是谈不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换言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关于财产权归属的描述，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主权宣示。

　　如此说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说法又确有“家天下”的味道，但宋朝学者有一番解释，又使其涵义发生了反转：“盖王者无外，以天下为家，尺地莫非其田，一民莫非其子，财物之在海内，如在橐中，况于贡赋之入，何彼我之云哉？历观书传，自《禹贡》以来，未闻天子有私财者。”

　　根据他们的阐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非表示人民无私产，恰恰相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意味着天子无私财，而以天下为家。再推论下去：既然天子富有四海、以天下为家，那么他便不得私敛财物，更不得挥霍无度。君主的日常用度，也非一家私事，而是公事，因此，需要接受政府的管制。

　　另外太祖立国后，又以分权制衡建立起政治制度。顶层设计上为防范相权独大，威胁君权，宋朝采取了三项措施。首先，把最高行政机构分为中书门下与枢密院，把原属宰相的那部分军事权力划给了枢密院。其次，增设参知政事作为副相，防范宰相专擅。另外，增设三司总理全国财政，把财权也从宰相手里分割出去。

　　在地方政权上，派遣文官主政州县，直接对皇帝负责，另设通判掣肘州府长官。在州府之上，派驻代表中央的路级机构，主要有漕司、宪司、仓司和帅司。前三者分别主管一路的财赋、司法与赈济，同负监察一路州县官的职责。帅司专掌一路军事和治安。作为路级机构，四司既各专其职，又相互督察，这种互相牵制的权力结构，看似叠床架屋，却使任何地方大员都不能专权独断，更不可能出现类似藩镇割据那样尾大不掉的祸患。

　　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形成了宋代特有的监督机制，为了防止兵权在握的武将擅权，甚至割据一方，除了采用‘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制外，往往在出兵时会遣大员或是皇帝宦官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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