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改革王朝积弊,便下诏废除了早已名存实亡的更戍法。
以如今的形势,朝廷要是敢逼迫“招西人守西土”的西军将士更戍河东路,能不能解决河东路已经存在的严重问题不知道,陕西诸路肯定会先闹出大乱子。
很明显,当官胜于做事的王宣抚就没想解决河东路的问题,其人这就是在甩锅,就是不想在河东路继续待下去了!
但教主道君皇帝还不能因此惩治王安中,甚至还得好言安抚其人。
自朝廷四路大军大败于太原府,同军又逼降并迁走府州折氏后,明眼人都能看出大同在河东路已经站稳了脚跟。
太原府的同军若想继续南下,河东兵马绝对挡不住。
到了这个时候,朝廷要做的不是在河东路这个泥沼中继续浪费人力物力。
而是尽量维持同宋两国的和平关系,以争取更多时间,重新构筑多级防御战线。
在这种情况下,大宋最缺的不仅有紧迫的时间,还有维持社稷存续的宝贵人心。
至于如何挽回人心?
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
从根本上讲,就是维持臣子和军民对大宋的信心。
越缺什么就越宣扬什么,对大宋这种屡屡败于外敌的王朝来说,没有什么能比百年顽敌的夏国献表称臣更能提振人心了。
还别说,差点让他们逮着了机会。
半年前,带族人南迁的折彦质向朝廷上奏了夏军趁河东大战入侵丰州一事。
随后,大同却全取了府州折氏的“封地”,与大宋重新勘定疆界时,便明确将夏军侵占的地盘也划了过去。
以此推测,同夏两国应该打过仗,而且夏国战败了,被迫退出了河东路。
教主道君皇帝认定夏国得罪了强敌已然走投无路,乃给坐镇陕西的豫国公童贯下了一道秘旨,要求其人劝夏人派使来宋,商议宋夏两国联手遏制大同之事。
彼时,夏国正占着辽国的土地,还与金、同两国干过仗,形势极度不妙。
尽管退出河东路丰州并向大同赔礼道歉后,正乾皇帝就没有再穷究小国的责任。
但夏人此举就是在悬崖上走单绳,一个不慎便是万劫不复的境地,这个时候确实不能再招惹宋人。
收到童贯的邀请后,夏主李乾顺便以贺天宁节为由,派使者前往大宋。
天宁节乃是教主道君皇帝的诞辰十月初十,彼时才是六月份,时间显然太早。
不过,李乾顺只要一个派使大宋的体面借口而已,教主道君皇帝也不会在这事上计较,因为其人真正的生日并不是十月初十。
而是五月初五,乃是传说中的“恶日”。
东汉王充所撰《论衡》云“五月盛阳,子以生,精炽热烈,厌胜父母,父母不堪,将受其患”。
又云“讳举正月、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
同时代的应劭所撰《风俗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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