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几个秃瓢欺负。什么追回度碟了，没收庙产了，都是一句话的事。

　　可是什么都没发生，范纯仁听着孩子们来告状时非常平静，一脸的从容。等到第二天和尚们来道歉时，范纯仁反过来安慰他们别在意。

　　他要的是平静，每天关上院门，他像在北方一样生活，吃面儿片，读诗书，回忆一生所为，路途远了些，难道人就不是从前的人了吗？

　　平静不是消极，在流放的日子里，范纯仁用另一种方式激励自己和族人。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两日，范家都要在正堂上陈列四朝（仁、神、英、哲）期间皇帝的手迹和赏赐之物，范纯仁率领子孙更衣参拜，拜后收好，之后家中长幼互拜，喝茶后散开。

　　他要让家人知道，无论顺逆，他都是宋朝的忠臣，永远不要因为政治上的遭遇逆反了心灵，违背范家的族风。

　　赵佶登基后，他盼到了久违的诏书。

　　诏书是以向太后的口吻颁布的，给范纯仁光禄卿的官职，工作单位定在南京（今商丘），居住地在邓州。邓州是今天的河南邓县，这也就是说，时隔四五年，范纯仁终于结束了南迁贬谪，回到了故乡北方。

　　只是这时他的身体糟糕透了，年过７０，衰败不堪，连眼睛都失明了。他捧着诏书，看不见上面的字，激动得泣不成声，说——“上果用我矣，死有余责。”

　　皇帝终于起用我了，哪怕我死了，也有责任没有尽到。

　　心是这样想的，可他已经没法做任何事了，连入朝谢恩都做不到。对此赵佶表现得更加感人，他派人尽最快的速度送去了茶、药、专门治眼科的御医，祝范纯仁身体早日康复，并说，范纯仁，得见一面足矣。

　　当世之大名士，久负天下盛望，只要能见上一面，我就满足了。

　　这句话出自皇帝之口，足以让任何人荣耀终生。范纯仁就在这种荣耀里北返，边行边治，渐行渐远，终于在宋建中元年（公元１１０１年）的正月初二日，于睡梦中去世。

　　纵观范纯仁的一生，他不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不懂军事，甚至还办过一些错事。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他成为宋朝首屈一指的道德丰碑。

　　他的心灵不复杂，更不故作高深。一切的行为，都出自他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我一生所学，不外乎两个字。“忠”、“恕”。

　　这两个字很简单，但谁能做到呢。忠，不止是说忠于国家，更是忠于良知。前者，在封建社会里，国家即君主，忠君通常能得到好处，还不太难做。比如宋英宗时期，忠于英宗的人哪个忠于良知了？一个个飞黄腾达，福禄终生。

　　忠于良知，就太危险了。会像范纯仁这样，在元祐时阻挡旧党，在元符时阻挡哲宗，为的是什么，无非就是公平二字，外加连皇帝、首相都漠视的政治大局。

　　这样的人，活在什么时代里都会很难、很惨，但同时，他也会赢得民众的敬意，和历史的肯定。宋代的范纯仁，以及其它时代的范纯仁们，他们的路，可以归为四个字。

　　“道德苦旅”。

　　用他们自己的苦，保持住一个民族的良知。这在当时来看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蓦然回首，如果我们在一片打击报复赶尽杀绝的时代里，看不到半点温暖光明的人性之光，我们还会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吗？

　　如果说范纯仁的贬谪之路是道德苦族，那么苏轼之路就是文化苦旅了。他在绍圣元年时被贬职，创造了两个纪录。

　　最早被贬的，贬得最远的。

　　一路从定州贬到英州，从英州贬到惠州，到惠州后以为安全了，都到海边了。结果他的老朋友章惇想了想，东坡兄，你字子瞻，何不到儋州一行呢？

　　儋州是今天的海南岛，苏轼真是读过万卷书要行万里路了，他得飘洋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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