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过后，可以使用红色伞，不许用黄色；用五龙舆；不许单独走宣德门。

　　这些不公平，哲宗只能远远地看着，不仅没法改变，连安慰一下生母都做不到。每天他除了上学听课、上朝静坐之外。回到后宫就和高滔滔住在一起，连和生母见一面都很难。

　　这些，范祖禹你们这些大臣怎么不管，甚至都是你们一手造成的，居然还有脸到我面前谈忠诚和奖赏。

　　对比前两个人，苏轼的表现是最让哲宗吃惊的，他想不到父皇生前赏识的人会说出这样的话。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传说中有种很罕见的人，他们说什么都让人第一时间觉得有道理、非常的有道理，可是转念一想，就会被气得满脸青筋。

　　苏轼的这篇奏章就是这样。

　　做事前要三思而行，看准了摸清了才能下手，这是准则一样的共识，难道有什么错吗？有，非常错，在宋哲宗来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荒谬！

　　如果他是第一天当皇帝，从来没接触过政务、大臣，这样的要求不过分。可是整整９年了，他冷眼旁观看清了太多的事，看到了一个个大臣是怎样的嘴脸。请问，人还是这些人，不许换，继续看，三年后能看出来什么，他们会改变吗？如果改变了，就证明他们和从前不一样。一个前后不一致的人，适合当国家领导人吗？如果不变，这三年是不是纯粹的浪费呢？！

　　而三年，这个时间量的长度更是非常恶毒的。三年的时间足以改变太多的事，尤其是处在青春适应期的少年人，连续三年无所事事，他们会习惯懒散的日子，想重新振作起来，相当于换个思想习惯。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或许一个没有棱角没有斗志失去追求的人，才是所谓的成熟的人吧。

　　苏轼的奏章没有回复，哲宗不予置评。这在历史上留下了非常不良的记录，绝大多数的史学家都根据这一点证明他急燥轻佻，是个不懂事的毛孩子，辜负了苏东坡的一片好心。

　　苏轼走了，他是元祐大臣里第一个主动逃离京城的人。在他来想，这会带给他安全，他在向所有人表示，他不再玩了。可惜，这９年里他也做过了什么，他忘了，有些人可不会忘。并且，历史一次次地证明过，面对争斗选择退场的人，死得比斗到底的人还惨。

　　他刚走，问题就出现了。

　　转过年来的三月份有件大事，新皇登基，国家照例举行恩科考试，各省的考生云集京城，在殿试这一关上，他们遇到了一道改变历史进程的考题。

　　这道题之所以能出现，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苏轼走了。他不走，以他的资历、官职、文坛地位，考题必出他手。就算有政治内幕在里边，有大人物指示必须要怎样操作，他也可以引起争执，把水搅混。

　　可惜，谁让他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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