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心的人是吕惠卿。他是处境最尴尬的，旧党视他为死仇，新党看他是叛徒，里外不是人，天下虽大，他没一个朋友，却要提防每一个人。

　　怎么办，还要生存下去，百般无奈，只好严格要求自己。在９年之间，他小心到连一口凉水都没喝过。他生怕自己稍一不留神得了感冒，都有人告发他在旧党领导下的光明世界里活得不快乐。生病绝不单单是身体的问题，心灵的阴暗才是主要原因！

　　其余的人比他强不到哪儿去，在不断地折磨下，有些人消沉了，一些人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有些人却在沉默中积聚着怒火，这是不公平的。当年新党上台，大批的旧党官员出京外职，可王安石从来没有迫害过他们，甚至给的职位都是肥缺，才造成了后来他们阴奉阳违扰乱新法。

　　对旧党的上层人物更是礼敬有加，司马光、文彦博他们在洛阳过着王侯般的生活，从始至终既尊且富。可是旧党上台，居然对新党大打出手，不仅后果残酷，用的手段更是前所未见的卑劣。

　　新党成员李定加害苏轼的乌台诗案被大肆宣扬，用大文豪、万人迷的凄惨遭遇反衬新党都是小人；车盖亭诗案就被刻意地淡化了下去，两相比较，同样是文字狱，李定只打击了苏轼一个人，朔党放翻了新党全体所有人。谁是小人，什么是恶毒，显而易见了吧。

　　这样的理念在新党人心里生成，随着被压抑的时间增加，怨恨、抱负的欲望变得越来越强，尤其是本来性格就强硬刚烈的那几个人。这时施压的人或许想不到，他们压抑的是火山，压力越大反弹越大，等岩浆喷发出来时，没有谁能独善其身！

　　宋朝的政治风气变得前所未有的狭隘凶险，这时唯一的人性光辉闪耀在首相吕公著的身上。他在一片肆虐报复的疯狂中向高滔滔提醒——“录人之过，不宜太深。文景之治，网漏吞舟，且人材实难，宜使自新，岂宜使自弃耶。”

　　高滔滔难得地冷静了一下，表示不再搞政治运动了。可是没几天，吕公著居然病死了……

　　第十章高滔滔摆乌龙

　　元祐四年，随着吕公著的去世，朔党把持了政治大权。宰相变成了吕大防，严格地说他还是比较公正的，是个做事派，对政治群殴没多大的兴趣。可是资历、能力都决定了他最多只是个正常运转的办公室，让宋朝的官方机构能每天开工而已。

　　天下是朔党大佬们的，他们每天意气洋洋指点江山追忆往事，寻找下一个可以撒气的倒霉蛋，可是新党都被打倒了，旧党里剩下的都是徒子徒孙加粉丝，从概率上讲，日子要变得乏味寂寞了耶。

　　别忙，三巨头之一刘安世在关键时刻有了新发现，给党内无处发泄斗争欲望的同志们找到了突破口，只是目标貌似太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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