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鼓励大臣议论朝政。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他交错了一个朋友，写错了一首长篇叙事诗。

　　这首诗记叙了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堪称宋朝版的妈妈再爱我一次。

　　话说当时有位官员名叫朱寿昌，职位和苏轼这时差不多，稳定在知州一级上。这种级别的官在宋朝多如牛毛，根本没法引人注意。可是，他在历史上却极其有名，著名的“二十四孝”故事里就有他一份，之后的明清两朝还把他立为典型，由政府号召歌颂。

　　这都由于他命苦的妈妈。

　　他是庶出的，生母是妾。在万恶的旧社会里，这是个注定苦到底，就算儿子考上状元都没法翻身的角色。因为一切的权力和荣耀都在妻那儿。妾唯一的幸福机会只有一条，即老爷的宠爱。

　　很不幸，朱寿昌的爸爸很快就厌倦了这个女人，在朱寿昌很小的时候就把她休了。基本上说，朱寿昌从记事时起就没见过妈妈，他想她，下定决心有生之年一定要找回妈妈！

　　这个念头一直伴随着朱寿昌的人生，他少年时在找，青年时接了父亲的班当上官在找，过中年了一直没有找到，他一狠心告诉妻子儿女，我不当官了，当官没法随意走动，我要辞官走遍天下，不找回妈妈，我也不回来了（不见母，吾不返也）。

　　精诚所至，在朱寿昌年过５０的时候，他终于在陕西找到了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已经７０多岁了，５０多年的颠沛流离，让她衰老不堪，更有了几个另嫁的子女。朱寿昌把她接回家去，连同那些子女，他都当作亲兄弟姐妹来对待。从此，他幸福了。

　　这件事被广为传唱，就算在今天也一样很感人。苏轼也被感动了，他写了一首长诗倍加称颂，可以想象以他的才华，这首诗的质量、传播都会非常惊人。

　　苏轼的麻烦就是这样开始的，这首诗的传播越广，就会越让一个人狼狈不堪。

　　李定。

　　前面说过，李定作为新法集团的一员，被反对派找出来的污点就是不为生母服丧。当然他有自己的理由，第一他生母被休出家门，根据孔夫子遗训，不为出母服丧；第二，他生母到底是谁，由于她本人已死，李定父亲也死了，根本没法确定。所以没法服丧。

　　这些都说得过去，可是与朱寿昌一比，他的品味就太低下了。两相比较，同样是被休出门的生母，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就体现在各自不同的儿子身上。

　　你李定为什么就不能像朱寿昌那样尽孝？不说寻访奉养，连服丧都不做，简直没有人性！

　　这样的评论大面积滋生，让李定每天灰头土脸地进出，丧失了作人的起码资格，实在憋屈死了。这里面就有苏轼的大功劳，他的诗流传速度比现在的微博信息都要快，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本来只属于开封城街头巷尾的消息，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了。

　　有道是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李定没法找朱寿昌的毛病，只好拿苏轼出气。而苏轼也非常的配合，一篇篇针对变法的诗词不断涌现，简直是在配合李定的报复行动。

　　李定把这些诗汇总成集，送交神宗。非常凑巧，当时神宗正在看一份从杭州寄来的公文，两相对照，神宗立即就火大了。

　　这份公文就是他错交的那位朋友寄来的。这位朋友我们很熟悉，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沈括。以沈括之才，说实话，除了诗文一道之外，苏轼还真是全方位地比不上他，尤其是两者当时的社会地位。苏轼是杭州通判，相当于副市长，沈括早就是方面大员，是皇帝钦点的两浙察访使。

　　尽管如此，两人相比较还是苏轼比较牛。没办法，他已经是宋朝当时文娱界的第一大杀器了，魅力压倒一切，就连沈括也没法抵御。沈括是带着几分崇拜之心去接近苏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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