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的是夏竦。这个无耻的老滑头被赶出京城之后，只隔了一年，就又回来养老了。当时无数人鄙视他，声讨他，要他立即滚蛋。

　　夏竦充分发挥了他的不要脸精神，可以写下这样一份保证书——“己离本职，就长假于东京，寻求医药，救疗残生，更不敢有纤毫希望干烦于朝廷。”

　　于是赖在京城，直至老死。

　　两相对比，细思量，范公遭际，只能从他的为人立身的亮点上去考虑了。我想到了他的那篇传世名作《岳阳楼记》。这篇文章，是凡识字的中国人，都曾经读过。都知道，这不是在说岳阳楼，而是范公在贬嫡之路上心潮翻涌，为自己的一生做出的归纳总结。

　　其中有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范仲淹一生遭遇的根源所在。

　　他和夏竦的区别在哪儿？除了正邪之分，在当时的皇帝、大臣的心中，恐怕范仲淹远远不如夏竦般可爱。那个善解人意的，讨喜乖巧的，从不正颜厉色的，非常会享受生活的夏竦！前面提过，进入庆历五年之后，北宋仁宗朝就开始了平安富足的好日子，内忧外串都没有，养得所有人都活在美梦里。

　　我们不说美梦过后变悲哀，黄河改道、王则、侬智高造反，只说在这段悠游岁月里，京城里的人为什么要想念范仲淹？他总是忧来忧去的，动不动就危言耸听搞新政，动不动就提醒大家要小心外敌内乱，每时每刻都不让大家过清心日子！

　　这样的人，就让他离远点，自己忧着玩去吧。

　　这就是圣人的悲哀，孔夫子不被春秋所理解，范仲淹被宋朝当做异类。他们走的都是同一条路，风景的宿命是用来路过的，再美再壮丽的都一样。谁让你不合时宜……

　　范仲淹谢幕了，他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从此变成了高高在上的神像，而且高度随着宋朝国运的下坠而不断上升。这是他的荣耀，因为在全民族的痛苦中，他当年的作为被人怀念。但也是他的悲哀，以他的心性，他会希望自己因为灾难而变得神圣吗？这都是后话了，在他死时，他没有３００年间第一人的头衔，只有宋史里记载的享年６４岁，病时皇帝派人送药，死后“嗟悼久之”，谥文正，赠兵部尚书，皇帝亲笔书写褒贤之碑。

　　真挺荣耀的。

　　只是翻开宋史，死后追封侍中、王爵、公爵、侯爵的大臣不计其数，派人送药更是小儿科，至于文正公的谥号，真是不说也罢，就连夏竦死后，礼部最初议定的都是这个谥号。是当时的知礼院司马光怒不可遏说了一句：“谥之美者极于文正，竦何人，乃得此谥？！”才算去掉。

　　还有那块褒贤之碑，还是别说了，这类碑很常见的，皇帝随手就写。范仲淹的老朋友吕夷简就得到过一块，人家叫“怀忠碑”。

　　忠和贤，哪个高？

　　宋朝最初派往南方的两人是余靖和杨畋。这就露着古怪。余靖鼎鼎大名，是仁宗朝首屈一指的言官，杨畋很陌生，根本名不见经传。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会交给他？

　　谁都知道，言官管的是风纪问题，和战争不贴边。既然要调动帝国的北方精英，那些有过战争经验的，如韩琦、文彦博、明镐、尹洙、张亢等人为什么不去？这就和前面所说的赵匡胤与潘美有关。长江以南，就像剑门关以外的四川一样，是宋朝鞭长不及之地。突然暴发了动乱，再派去个鹰派人物，小心两广再冒出个南汉帝国。

　　所以要派政治觉悟过关的余靖去，说到底他就是个监军。打仗的事呢，就交给了杨畋。

　　杨畋，看他的资历非常正规，他是正牌子的进士出身，可转眼之间工作就调动了枢密院系统，他当上了武将。真是没办法，谁让他的出身不对。

　　杨，是杨业、杨延昭的杨。他是杨业的弟弟杨重勋的孙子，杨文广的堂侄。祖孙多少代都受尽了文官的气，好容易转行了，却被一个突发事件硬生生地扭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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