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他把玩着这封信，像是看出了很多东西，又像是心不在焉，想着别的什么事。这种态度，把范仲淹、富弼两人推向了一个极端。

　　要么您下旨查问，哪怕大发雷霆，咱们好回答；要么您直接说不信，我们也好去追查。您这样沉默，要我们怎么办？

　　您分明就是在怀疑我们。

　　君子讲的是谦退之道，见利不争。官位本来就是粪土，既然让您这样怀疑，我们辞职好了，这样谣言不攻自破，我们的纯洁也就可以清者自清了。

　　范仲淹和富弼同时上书请求外放，不在京城当官。当时很巧，有一个非常微妙的机遇突然出现。在宋朝的河北方面，与辽国接壤的位置，侦察到辽国正大量集结军队，像是要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范仲淹提出，自己重回边疆，去防备契丹和党项。这样在庆历四年的六月二十二日，他被任命为陕西、河北宣抚使，仍然兼职参知政事。富弼保留枢密副使的头衔宣抚河北，同时离开了开封城。

　　范仲淹、富弼的离开，是宋朝历史进程上的一大契机，可以分为两部分来解读。１，走后发生的事；２，要怎样走。

　　先说２，怎样走，会决定走后的局面。这是范仲淹的心事，除了他，几乎没人能知道。包括他的“同党”们。

　　辽国正在集结军队，范仲淹提意由他率领重兵去河北方向布防。他选择这样走，如果实现，那么他将恢复复到刚离开陕西时的身价。那时他手握重兵，是宋朝边防上的大救星，从心理上，就让所有人重视他，不敢反驳他。

　　也正是这一点，让他有底气敢于推出新政。

　　这时他重提重兵回到边疆，迎战比党项还要凶险的契丹人，相信可以把陷进狂热内讧的宋朝官场拍醒，即使他走后也没人敢动他正在推行中的新政。这是没办法中的办法，既能继续发展，又能撇清谣言。

　　想得很好，可惜他的命太苦。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没等政敌们反对，他的盟友们就都跳了出来。军方代表枢密使杜衍打头，富弼迅速跟上，两人继续发扬了君子们下殿一家亲，上殿死冤家的良好作风，第一时间矫正他的错误。

　　你纯粹是臆想，辽国派兵只是路过河东，目的是去平叛，跟入侵风马牛不相及。你又是发兵马，又是拨钱粮，根本是没事找事，多此一举。

　　范仲淹气得发愣，正想着怎样勾通，富弼突然间灵光闪动，想起了自己的新职位。他是去河北的，范公你是去陕西的，为何要抢俺的饭碗？他郑重地对皇帝说了一句话。辽国绝不会入侵，如果我说错了，愿负“罔上欺君之罪。”

　　简直是往不遗余力地拆范仲淹的台！

　　范仲淹大怒，这是他能为新政，为宋朝天下所做的最后努力了，无论如何都不能退让。他在金殿上和杜衍、富弼大吵了起来。

　　史书上记载，他举出了６大疑点，３种忧虑，共６７０个字，证明辽国这次很可能是和李元昊联合入侵，不仅会发生野战，连攻城的器械都准备好了。其中就有宋军以前独有的杀手锏——床子弩。这种危急程度，难道还能视而不见吗？

　　必须得我去应付！

　　对面的富弼寸步不让，他回敬了３４７个字，重申自己的观点。现在天下太平，无论是河东、河北、陕西，哪个地段都不可能暴发战争，范仲淹你真是胡言乱语，不知所谓。

　　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却不了了之，只好灰溜溜地下殿走人。因为皇帝一言没发，就当什么也没看见。范仲淹摇头叹息，边走边咬牙，他是真的不甘心！于是边走边聊，他要和富弼等人再勾通一次，说什么也得同志们再上金殿，口径一致，发兵河东。

　　这次他得到了最干脆的一次打击，一直沉默的韩琦终于说话了——如果一定要去河东，我去好了。不须朝廷一人一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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