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多加小心，万不可为一时私欲，惹来滔天祸事的文字，他也没有放在心上。

　　一直到陈兴邦杀妻事发，安庆知府沈葆桢具折拜发，参劾他数款大罪，桂良有点害怕了：陈兴邦在铁路工程之中，最称得力，旁的不提，只是任职备材司主事，负责工程之中民夫食水饮用之物的公务之便，搂进囊中的银子，就足够杀头三次的！具体有多少，连桂良都不记得了。

　　过年的时候，桂良暂时交卸了任上的差事，赶回京中，一方面遍洒银钱，意图能够从朝中提前知道一些圣心中的打算，另外一边，也想能够得到同僚助力，笔下春风，缓解陈兴邦一事带来的影响。究还是落到了空处：皇帝的打算，通盘了解的只有一个外放山西的肃顺，而肃顺与恭王一脉不合，也是尽人皆知的，对桂良样人，去之唯恐不快，又如何会把君臣两个密议多时的事情，告知桂良？

　　不过桂良上京，也并不是全无所获，皇上在封衙之前，拨冗传见，君臣两个相谈良久，天语温婉，慰切有加，更传旨赐食，让他带回府中享用。这一番举措，让桂良宽心大放，以为圣眷未衰，陈兴邦一事，怎么也不会牵扯到自己身上。

　　过年的时候，奕携福晋到府中拜年，翁婿两个旧事重提，奕一再和他说，圣意如天，未可轻判。更加不要以为今天皇上对老人家褒奖之词不绝于口，就是圣眷未衰的证据——若说起帝眷，还有隆重过肃顺的吗？还不是给皇上一道诏谕，打发到了山西苦寒之地去了？故此，倚仗皇上的宠幸，是万万不足为凭的。

　　奕说，“岳父，您府中的那个奴才，也该好好的管束一番了，这几年来，随岳父到任上，闹得也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不要说殴妻致死，为人深究不放，日后是不了之罪，就是在备材司中种种不法行径，为人所探查出来，难道岳父大人就不担心吗？”

　　“不妨事的。”桂良说道，“兴邦随我多年，最是忠心无二。王爷就不必为他烦忧了。”他说，“况且说，殴妻致死，论例当处以绞刑，不过也还要分别轻重，实缓办理。想来陈兴邦酒醉无行，终究还是有缓决的口实的吧？到时候，只要人不死，你还担心他敢多说少道的，将过往情事逐一托出吗？那不成了自贻伊戚的傻瓜了吗？”

　　奕无言以对，想想桂良的话也并非无理，与杀妻之罪比较起来，倒是借公务之便，挪占侵用大工款项的罪名更重一些，陈兴邦但有脑子，也应该明白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理，而且，酒醉无行，杀妻之罪即便落实下来，还能够有总督大人从旁援手，要是吐露了更多的罪行，只怕连老爷也要折进来，那样的话，就真成了‘一锅烩’了！

　　因为抱着这样的心思，奕不再多劝，一家人其乐融融，高高兴兴的过了节，各自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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