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一般的欺压所属土民，以乌蒙为例，朝廷照例要收缴的每岁钱粮不过三百余两，而土司征收的，不下百倍尽数入了自己的腰包。

　　这还不算，若是遇到土司家中有了娶妇之事，土民三年之内不敢婚娶——搜刮已穷，所以不敢办喜事，一旦办了，就要举债，而一旦举债，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够还清借款了。

　　除了在财物上的剥削之外，更糟的一条就是司法制度的败坏。某一个土民被杀，土司不但不为之伸冤，反倒要死者家属出钱，这笔钱叫‘垫刀’——如此暗无天日，若是不行以改革的话，还说什么天下太平？

　　到了鄂尔泰任职四川，推行改土归流之法。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把本来属于土司的行政管辖权、司法审判权全数收归中央，土司所保留的，只有一个空头的名衔而已。

　　为了怕省内的土司不听话，鄂尔泰治苗提出一兵剿为主的策略，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在一时须尽服其心，计百年仍常摄其胆。’”

　　不过，鄂尔泰的对手也不是好相与的，这些对手不是苗人的土司，而是行走于川省境内，负贩行商的汉人，看到其中有油水可捞，便不再贩卖盐茶，改为当起了汉奸

　　苗疆未曾开通之前，多食用川盐，川盐由汉人背负而来，等到鄂尔泰要派兵进剿苗疆之内不法的土司，这些人找到一条发财的大计表面上以地理熟悉，人脉通晓为由，向官府检举，获得赏金，转过头去，又向土司通风报信，唆使走避，勒索钱财，这样两面讨好，左右牟利，自然是财源广进了。

　　鄂尔泰一开始上过几次当，后来经人指点，方才明晰其奸，恨得咬牙切齿，在省内大肆抓捕盐茶贩子，也不知道有多少本来安分守纪的良善之辈，遭了池鱼之灾。

　　后来情况总算得到了缓解，土司、土目（相当于小部落的酋长）给朝廷封为土知府，土知县，不能再做土皇帝了，对于土民的盘剥也日渐减少，四省的苗疆百姓，无不感戴朝廷的恩典。

　　不过随之出现了更大的问题，就是镇守各地的武官，贪恣暴虐的居多，因而到了雍正八年，乌蒙首先起事，杀官造反，竟连家眷也不肯放过，都给平日受汉人欺压狠了的苗民杀了个干净。

　　（写到这里，分外觉得邪门，当年土司欺压属民，百姓居然也能隐忍，等到官派汉人文武官员到省之后，就觉得不克忍耐了？真给人一种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感觉。）

　　同时镇雄、东川等地的苗民纷起响应，事情闹得很大，鄂尔泰再一次派兵进剿，杀戮极为残忍——鄂尔泰本来想学武侯七擒孟获的故事，不料最后的结果竟如同黄巢、张献忠一般，虽一时平复下去，却也埋下了雍正十三年春天，苗人复起反叛的伏笔。

　　雍正之后的乾隆、嘉庆、道光诸朝，无不为苗疆之事伤透了脑筋，咸丰派崇实到了四川，用了半年的时间，做了一番彻底的访查之后，于实际情况有了一点了解。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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